在近代东西雕塑的形式探索过程中，颜色与雕刻有时重合有时分道扬镳，但中国雕塑在近代并未有形成自己比较鲜明的雕塑语言，仍然有非常巨大的形式空间可以去探索和尝试。
在漫长的雕塑创作中，雕刻与彩绘是最不可分割的绝美的雕塑语言，雕塑与绘画在实践创作中被视为同一种技艺。
在三四千年前的古希腊，人们用雕塑来表达对英雄或运动员的崇拜，人们把英雄的形象或优美的人物形体，用大理石塑造出来，陈设在街道、广场上。这就是我们现在人物石雕的雏形，这些雕像起初是被赋予丰富的颜色的，类似皮肤的颜色被覆盖在大理石上，使人体显得更加真实而细腻。但天长日久，尤其在毁像运动之后，数以万计的雕像被当时的人们砸毁，铺成道路，偶有幸存的作品，其颜色也已褪去，没有了当年华丽美妙的色彩，呈现出大理石本来的颜色。然而颜色的消褪非但没有使雕塑丧失其艺术价值，反而凸显了其雕刻技法，其光影效果使人们觉得，这些作品拥有更纯粹的雕塑语言，足以成为后代临摹和推崇的形式。
早在五千年前的古埃及，人们用雕刻与彩绘共同完成的雕塑形象就已出现。尤其是在写实雕塑中，人们用简易的天然矿物颜料来表现雕塑的皮肤颜色，用鲜艳的色彩来装饰雕塑的服饰。赫红色的皮肤效果配合写实的人物形象，更好地展现出雕塑人物的皮肤质感，以及丰腴体态的脂肪效果。在人物面部，则使用一种夸张性的线条来描出浓重的眼线，勾勒眼睛的形状。黑白分明的眼球朝向前方，呈现出一种统一的、直视前方的端正形象，传达着创作者的崇敬之情。
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，我们聪慧的祖先匠人们也使用类似的人物雕刻和彩绘技法，来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。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在出土时仍然保有非常鲜艳靓丽的颜色，且不同的人物、不同的皮肤配以不同颜色的彩绘。服饰的配色也因人而异——灰绿色的长袍、青灰色的盔甲，编织甲衣的红色线绳格外醒目。制作者好像在写生，意欲创作出写实的人物形象。
相传秦军的军装皆由士兵自己准备，所以在服饰的外在形式上并不统一，再加上不同的军队混编入列，各自的形象特征及服饰装配均各不相同，但从整体表现效果上来看，制作者的手法却十分严谨，他们总是力图使每一尊雕像都更接近于士兵的真实模样。
汉代将陶俑陪葬的形式延续下来，但与秦朝不同的是，人们将泥质的等比例陶俑变为缩小版的木质俑和陶俑。现代有些学者认为，这是因为汉代初期，长期的战争导致国力贫弱，百姓困苦，塑造大型陶俑的成本较高难以负担。但我认为，木制小型俑的制作工艺可能并不比陶俑简单，一些木俑甚至需要丝质服装来装饰，工艺比陶俑更为复杂。汉代使用木质俑，或与其陪葬思想转变有关。
汉代木俑有骑兵、步兵，甚至仪仗阵列，但人物面部塑造不再像秦俑那样追求千人千面，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雕刻和模式化的彩绘。可以清晰地看到，无论是西汉的陶俑、木俑还是东汉的陶俑，都在向人们宣告，颜色不再只是写实的辅助手法，而是一种装饰性的模式。在后来的近两千年中，这种趋势愈发明显，唐三彩更以流动的颜色釉料来代替写实的色彩，使人物充满了变幻的意象色彩。
在文艺复兴时期，米开朗基罗、达芬奇等艺术家既是画家又是雕塑家，他们的绘画明显带有雕塑草稿的性质，人们可以轻易地根据其草稿来完成雕塑作品。但此时西方雕塑已明显淡去了彩绘的表现手法，而是利用对大理石的雕琢来营造光影效果，使得雕塑的语言更加纯粹、自然、精确。
19世纪末，张明山在其雕塑作品中，以写实的手法使作品更接近于所表现的对象，从而使彩绘成为一种精确的雕塑手段。作者力图通过色彩的再现，使作品除展现光影质感外，还能精准地呈现出皮肤、丝绸、木质、岩石等的独特天然质感，试图拓宽雕塑的表现疆域，营造作者内心的艺术情境。
在近代东西雕塑的形式探索过程中，颜色与雕刻有时重合有时分道扬镳，但中国雕塑在近代并未形成自己鲜明的雕塑语言，仍有巨大的形式空间可以探索和尝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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